她，8岁，因长期遭受继母虐待导致重伤昏迷不醒；


他，11岁，因反复遭受校园欺凌离家出走，四处流浪；



她，14岁，被亲戚多次性侵导致怀孕引产，患上严重抑郁症，结束了如花的生命。



如果，你是医护人员，在接诊时发现她的异样；



如果，你是人民教师，在教学时感受到他的变化；



如果，你是社区工作者，在家访时看见她的无助……



请你，多看几眼，多问几句，多做一点，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带给她正义的力量。



这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建立的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宣传片《聚光》中的一段解说词。



而今，强制报告制度已施行两年，其效力正在逐步显现：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已从2020年的月均97件增长到今年的月均234件。



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是一把利刃，斩断伸向孩子的魔爪；是一束光芒，照亮更多“隐秘的角落”。





据了解，从2017年到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7.89万人。数字背后，是一桩桩令人深思的案件。

2021年11月25日凌晨，在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医院，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1岁大的婴儿在急诊大厅就诊。

“孩子被抱进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迅速实施抢救。在检查过程中，我发现孩子身上没有特别明显的致命伤，但是有多处陈旧性擦伤、挫伤、瘀青，就问孩子妈妈怎么回事，她说孩子平日里没人带，伤痕是跟小猫小狗玩时被抓伤的。”回忆起那次不寻常的接诊经历，急诊科的龚医生对记者说，孩子妈妈的回答太可疑了。一般来说，凌晨时，1岁的孩子都在睡觉，出现这么严重的伤害疑似人为所致。根据强制报告制度要求，他立刻报了警。

公安机关接警后，派员迅速赶到医院。经初步侦查，警方发现婴儿母亲的男友有重大犯罪嫌疑，婴儿母亲及朋友涉嫌包庇罪。随后，警方将三人控制，并同步将警情通报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

“在抢救过程中，孩子心跳有了，可惜没能稳住……”龚医生说，虽然因为这次报警，他获得了检察机关颁发的“履行强制报告制度工作先进个人”荣誉证书，但内心更多的是对孩子医治无效的悲痛。“我了解到，检察机关与卫健部门正在全区医院推动未成年人被侵害诊疗记录‘一键推送’小程序，今后医生报告将更方便快捷，会有更多的孩子被尽早救助。”

正是由于龚医生在救治过程中的高度警觉，才使这起侵害未成年人的重大刑事案件被司法机关及时发现。而这样的高度警觉，几年前同样在浙江发生过，更催生了如今强制报告制度的雏形。

那是2017年夏天的一个凌晨，一中年男子怀抱一女童跑进杭州某医院急诊室。女孩昏迷不醒，裤子上沾满血迹。男子说女孩摔伤了，但医生检查后发现流血不止的原因是隐私部位受损。医生悄悄报了警，一起丧心病狂的侵犯幼女案就此曝光。后经调查发现，该男子是女孩的邻居，多次以买零食、出去玩的名义将其骗到家中实施性侵长达一年之久。

这个案件对当地检察机关产生了很大震动，检察机关决心要解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难、发现难、发现晚的问题。2018年4月，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等单位共同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明确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非正常伤害、死亡等情况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检察机关、卫生主管部门报告备案。

此后，全国多个地方检察机关陆续推动建立了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强制报告制度，报告的行业也从医疗扩大到教育、福利救助机构等更多部门。

2020年5月，最高检等9部门会签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国家层面的强制报告制度至此建立。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将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机制上升为国家法律，为相关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更好地落实有关制度提供更强有力支持。

一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浮出水面”

2020年夏日的一天，小田在课间休息时偷偷抹眼泪。“她说路上遇到陌生人向她要家长电话，自己没给就被打了。”小田的班主任说，当时小田支支吾吾的，眼神躲闪，“孩子可能遭受了不法侵害，作为老师，我有义务报告。”于是，班主任果断报案。

当日，四川省邻水县公安机关派员到学校了解情况并让小田指认现场，结果发现一处隐蔽的荒地有被压过的痕迹。经多次耐心询问，小田最终说出实情：自己不是被人打了，而是被陌生男子诱骗并侵犯。次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邀请邻水县检察院提前介入。很快，有性侵前科的何某落网，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接到的报告线索涉及性侵害、遗弃、虐待、故意伤害等，其中不乏一些陈年隐案和外人很难发现的监护侵害案件。

甘肃省皋兰县某初中的一名女学生自2017年以来一直遭受姑父性侵不敢报案，皋兰县教育局发现女生自杀未遂情况后立即报告，使这起持续4年的性侵犯罪曝光。

福建某医院及时报告幼女产子线索，公安机关不但查明了其亲生父亲的强奸恶行，还发现其父将新生婴儿出卖的犯罪事实。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旦发现往往就是严重案件、恶性案件。有些孩子被侵害了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强制报告制度早发现、早干预，对整个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体系来说，就显得非常必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不仅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要报告，发现有疑似情形也要报告，报告的范围比较宽，有助于更好、及早地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

山东就有这样一件案例。平度市某乡镇儿童督导员在社区巡查时发现一名幼童在垃圾桶翻找食物，有被遗弃的嫌疑，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经查，这名幼童为智障儿童且父母监护不力，各部门随即对幼童开展联合救助。

从2020年5月到今年3月，全国共强制报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2854件，报告主体涵盖学校、医院、宾馆、社区等单位及工作人员。其中，学校报告的有1093件、医院1079件，二者合计占比76.1%，是最主要的报告单位。

担任法治副校长以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文春霞经常进校园开展法治宣讲，2020年5月起，强制报告制度成为法治宣讲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交流探讨，她发现孩子们更愿意与老师袒露心扉，老师也更容易从点滴变化中发现学生的异常。

针对教师这一“关键人群”，各地检察机关通过开设校长课堂、举办主题巡讲、投放公益视频等方式，全方位宣传强制报告制度。多位受访的未检检察官告诉记者，每次组织专题讲座向教职工解读强制报告制度后，报告的数量明显增多。

医疗行业执行强制报告制度，有利于第一时间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线索，为及时固定证据、有力打击犯罪奠定基础，同时让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和司法救助。

2021年5月以来，江苏省宜兴市已有20家医院在诊疗系统中嵌入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序。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已收到强制报告线索8条，监督公安机关立案7件7人。

目前，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纳入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活动考核。教育部印发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对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作出规定。公安部对旅馆业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提出“五必须”要求。

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充分发挥各部门力量，对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网格化”管理，建立“基层网格员+包村干部+镇街联络员”的网格化线索发现、收集、报告机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河北省委政法委的支持下，该省还将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纳入平安建设考核体系，与平安建设评先、评优直接挂钩。

一批案件被倒查追责，

一批预警制度建立

侵害未成年人者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些发现不法侵害情况但无动于衷且负有法定报告义务的“围观者”又该当何责？

今年2月9日、10日，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政府官网连续发布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涉及当地一家妇产医院。

这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是新华区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其中一份载明，2021年12月27日，医院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不按规定报告，另两份显示该医院两名工作人员发现患者遭受不法侵害不按照规定报告。

为了引导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人员依法履行报告义务，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最高检发布了6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无一不发人深省。

3岁幼童被母亲强制喂饭，导致呛饭后胃内容物反流致气管堵塞窒息死亡。2020年8月10日，上海市儿童医院在接诊时发现其死因可疑，立即报案，同时报告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普陀区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这名幼童的母亲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调查发现，通过计生统计和日常工作，居民委员会明知陈某患有精神疾病，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孩子总被强行喂饭，冬天也只穿一件背心，身上、脸上常有淤青，发育不良等情况，却未予以重视、关注。

为避免此类事件再发生，普陀区检察院向该居委会上级主管街道办事处制发了检察建议并召开公开宣告会，对居委会有关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涉事街道办在街道办、居委会两级分别设置了专人专岗负责强制报告工作，建立滚动排查和线索报告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困境儿童建立档案，专人跟进。

为了让制度“长出牙齿”，最高检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建立强制报告“每案必查”制度，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同步开展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倒查，对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推动相关部门追责。

截至目前，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办案倒查发现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应当报告不报告案件1604件，向相关单位移送线索后，有299人被追责。

据统计，从2020年5月到今年3月，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宾馆发案率达30%，而作为报告主体的宾馆仅报告114件，占报告总数的4%。

针对宾馆等住宿经营场所有令不行的情况，各地检察机关督促相关部门对6.6万余家旅馆、宾馆、酒店等进行排查整改。

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共同开发未成年人入住旅馆风险自动预警系统，当有成年人带未成年人入住旅馆，前台在查验中发现双方非亲属关系时，系统会立即向警方发出预警。

一种共识正在凝聚

2021年1月3日，山东省兰陵县的出租车司机王师傅拉了一个小女孩。闲聊中，王师傅了解到女孩是从外地赶来见导演的，但对导演的详细情况却一无所知。王师傅告诫小女孩小心别被骗了。

到达目的地后，一名五六十岁的男子给了王师傅车钱。王师傅问女孩什么时候回去，该男子表示女孩会再打车回去。王师傅看到两人进了宾馆，总觉得女孩会有危险，就将车停在附近没走，同时把心里的疑虑说给别的司机听，其他司机也认为可疑，于是王师傅决定亲自去看看。

询问宾馆工作人员后，王师傅来到了两人入住的房间门口，敲门几分钟后才开。王师傅在男子看不到的角落给女孩打了个手势，让她同自己一起下楼，但并未成功。

王师傅曾在电视中看到过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他立即赶往派出所报案，得知另一名司机已经拨打过报警电话。警察与王师傅迅速赶至宾馆，将欲行强奸的孙某当场抓获。

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从2019年下半年起，孙某冒充知名导演诱骗多名未成年人拍摄、发送裸照、裸体视频，并在线下见面时实施性侵行为。孙某被抓获后，仍有多名被害人通过微信、QQ等方式询问面试时间。“孙某的归案，挽救了多名潜在的未成年被害人。强制报告制度不仅有助于及时破案，还能预防潜在犯罪。”兰陵县检察院未检干警王晓光表示。

近几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就儿童防性侵问题发声，大力推动强制报告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完善。

“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但这项新生制度仍存在不足之处。”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建议，应厘清报告主体的内涵范围，明晰具体报告的案件情形，强化各类主体的责任规制，健全少年警务制度，构建报告主体与司法、群团组织的一站式社会支持体系。

“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仍然不够，家长、未成年人，甚至是相关责任主体也对强制报告制度的认识不清晰。”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高级教师官启军建议，强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使公众明确报告方式、内容、主体、程序等相关事项，促进其有效使用。

今年全国检察机关“保护少年的你·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期间，最高检、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共同设计制作，邀请教师张桂梅、医生李兰娟等各行业优秀代表参与的强制报告制度主题宣传海报发布，将在国家机关、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社区、乡村等场所张贴宣传。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强制报告制度在线索发现、案件处理、被害人救助保护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初步显现。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大督促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力度，通过普法宣传凝聚社会共识、追责问责倒逼制度落地，以常抓不懈的韧劲服务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